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印发了有关指导意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提供了思想和政策指引。

(77)这是对个人尊严的充分尊重，但问题是：民主参与被视为一种权利，它只支持公民参与政治决定和民主立法，却无法成为约束公民的义务，公民享有参与权利意味着他们既可以行使这项权利，也完全可以放弃这项权利，这会使得程序主义失去根基。(77)See Jeremy Waldron,Law and Disagreemen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16. (78)也有学者将其归纳为法理政治化、政治法理化，参见宋方青、姜孝贤：《立法法理学探析》，《法律科学》2013年第6期，第52-54页。

这要求立法要尽可能符合清晰原则，避免显而易见的矛盾、用词的模糊和歧义。唯此，才能真正发挥政治权力的服务功能，彰显政治权威的服务理念。虽然立法是主权者的政治决定，但它不是外在于政治道德和法律制度的黑箱和规范性黑洞，而要接受正当化检视。③更为麻烦的是，立法通常也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如果将立法学视为政治学的分支，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关 键 词：立法学  政治学  法律教义学  立法法理学  立法原则  Legislative Theory  Politics  Legal Dogmatics  Legisprudence  Principles of Legislation 在中国的法治建设历程中，立法历来充当着排头兵的角色，对其的需求和依赖始终是首要的。

(38)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法体系中的核心行动者就是法官，而法理学就将化约为规则适用理论(司法理论)。另一方面，司法所享有的清誉也有点名不符实：批判法学、法律现实主义等流派攻击的主要对象就是司法过程，意在揭露司法中的非理性、不确定性和政治因素，认为法官的论证和说理只是事后的掩饰与修辞，司法造法、司法政治化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②吉同钧：《律学馆大清律例讲义·自序》，闫晓君整理，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版。

(12)[法]勒内·达维：《英国法与法国法：一种实质性比较》，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就中国而言，成文法产生于春秋时期，法典化则正式开启于魏晋之际，正如梁启超所言：及春秋战国，而集合多数单行法，以编纂法典之事业，蚤已萌芽。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有范畴，治道者，致治之道也，指使国家治理得当、清明有序而必须遵循的道理和路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建设，某种意义上亦可以说是一个法典化的过程。

宋代维持了律令作为基本法典的地位。宋元尤其元代为反法典化的时代，延续唐后期以来成文法典实际作用相对下降、单行法和先例大量增加之趋势，凭籍塞外民族之强大武力，元王朝废弃了律令法典，中断了法典传统，却也为将来法典传统及成文法体系的再造另辟蹊径。

⑩[英]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548页。律令之分严格来说并非民刑之分刑法与行政法的区分，而是刑事法一非刑事法的区分，律典为刑事法典，令典为非刑事法典。法典重新被视为成文法体系之统率，以及中央集权国家法律秩序之支撑。(47)参见《康熙会典·御制序》，《雍正会典·御制序》，《乾隆会典·凡例》，《嘉庆会典·御制序》。

法律的价值是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秩序价值是一种基础性的价值，是法的其它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正如凯尔森所言，法是人的行为的一种秩序⑨。律典被定位为正罪名的刑事法典，令典则存事制，涵括了刑事法之外的大部分制度规范。《〈唐六典〉不是行政法典》，《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总之，法典化起于锻造统一法律秩序的客观需要，继而形塑中国之正统与治道，在儒家化的历史情景下，重述并传承儒家先贤经典。

③解法典化指在有成文法典的国家，层出不穷的单行法、特别法、先例对法典实施及法律体系整体性造成的张力，解法典化命题最早由意大利法学家伊尔蒂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继而在国际法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并在21世纪初逐渐进入中国法学界的视野。(21)《隋书》卷25《刑法志》。

但是，法律体系的演进并未就此停止。汉晋律令由繁杂到清约的根本变革，是分类学高度发展于立法领域之展现以及律学义理化运动及刑名学再度兴盛之结果。

三国曹魏《新律》首次真正具备了法典所独有之整体性、系统性和概括性，可谓古代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法典。自唐代中后期至宋代，律令体系中解法典化的趋向不断强化，终于在元代演变成弃律令用格例，法典被废弃，律令体系一度瓦解。明清法律体系既强调法典的统率功能，也重视各式各样的例对法典的细化、修正与补充，既是对法典传统的回归，又非律令体系的简单重复。魏晋律令法典诞生后，以其整齐闭环之体系、紧密相连之篇章、高度概括之术语、简约浓缩之法条、精玄奥妙之法理，使成文法的发展超越了秦汉以来因循的轨道，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水准与风范，不仅成为整个成文法体系之统率，也顺理成章被统治者塑造为王朝正统的又一象征与符号。⑦抚今追昔，古代中国的法典化何以发生？价值何在？ (一)法典化锻造统一法律秩序 价值是主客体相互关系的一种主体性描述，代表着客体的存在、属性和合乎规律的变化与主体尺度相一致、相符合或相接近的性质和程度⑧。进入21世纪以来，不断有国家制定新的法典或对其既有法典进行再编纂，全球范围内法典化虽然遭遇解法典化之挑战③，却未停止其脚步，新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通过与实施，不仅构成中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之重要成就，亦可视为全球范围内法典化又一重大进展。

成书于战国至汉初的《周礼》在总结西周礼制、官制、政制的基础上，较为完整提出了儒家理想中的国家制度与治国方案，被认为是周制的再现。(67)《晋书》卷30《刑法志》。

(69)邱树森等辑点：《元代奏议集录》(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3页。其各罪科法，原分首从，余人、亲疏、上下、尊卑、伦序、同姓、异姓、老幼、废疾、骂疾、监守、常人，并物之贵贱，轻重，赃之多寡、分否以及事情之大小、同异(70)，这些都会导致情之差异，都必然要求精确对应妥当之量刑，由于法典的高度概括与抽象，也必然需要先例的辅助。

另一方面，非刑事法同样是政治统治的有机部分，承担政治控制的部分功能，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30)《旧唐书》卷26《礼仪六》。

元王朝中断了魏晋以来以律令法典传统，未制定律典和令典，诏令、条画等单行法以及先例，成为各级官衙实际适用的规范，并构成《大元通制》《至正条格》等综合性法律汇编文件的主体。要契合天理人情，足以为后世所法。这说明，单行法并非天然是法典的对立物，单行法的存在并非一定扰乱法典之实施。则例的大量制定与编纂，推动了国家事务办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初步实现了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分立。

到了宋代，先例的法律效力得到了成文法的认可和司法实践的支持，有司所守者法，法所不载，然后用例(68)。唐宋明清，承流蹈轨，滋粲然矣。

(杨一凡：《明代典例法律体系的确立与令的变迁——律例法律体系说、无令说修正》，《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在《汉书·刑法志》中，班固也一再指出其时礼教不立，刑法不明，其对录是：清原正本，删定《律》《令》。

梁健：《〈明会典〉的纂修及其大经大法地位之演变》，《南开法律评论》2017年辑。在刑事法编为律典后，将政治统治另一只脚的非刑事法编成另一种法典，与律典互为表里，符合传统王朝的政治及立法逻辑，故不入律，悉以为令。

隋代开皇律令虽刑网简要，疏而不失，但隋代法律体系是由《律》《令》和大量补充、修正其规定的单行敕例或条制所构成的(58)，由于缺乏必要的制度性约束，各种随事随时下达的敕例条制严重冲击了律令法典的实施，导致律令宽简而苛法横行、律令稳定实则改制频繁、律令优良却大半成具文，程树德《九朝律考》卷8《隋律考序》称隋刑罚滥酷，本出于《律》《令》之外，说的正是隋代各种敕例条制等单行法纷至迭出，从一般地补充、修正律令到大幅度取代和扰乱律令实施的事实。何况法典因其严谨之体系篇章、浓缩精炼之法条术语、蕴含之精玄法理，不仅足以包容承载国家基本及重要制度，更展现出之前单行法所不曾具有的水准与风范，由此，不仅被塑造为表征传统王朝正统的政治符号，也顺理成章被寄寓实现长治久安天下大治之厚望。法典化既塑造与强化中国之正统，更拓展与丰富中国之治道。古代中国法典化肇始于律令法典之编纂，是历史演进自然之势。

晋令将汉魏之令进行再编排、再整合，汇编而成一部统一的令典，其汇众令于一体，通过对令文的概括和抽象、对篇章内容的高度浓缩，以简约之令条，层层递进、紧密相连之篇章，承载和容纳国家基本制度，是为独立而成、自具体系之全新令典，无论就外在形式还是内在逻辑，在历史上第一次展示出令作为法典之统一性和整体性。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最终通过与实施，宪法典、民法典、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刑事诉讼法典、行政诉讼法典的法典架构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成长为以部门法典为统率的成文法体系。

何为更须作例，致使触绪多疑(66)，官吏被要求一体遵守律令，不得随意创造和引用先例，法轨既定则行之，行之信如四时，执之坚如金石，群吏岂得在成制之内，复称随时之宜，傍引看人设教(67)。法律价值，是作为客体的法律对作为主体的人类的某种需要的满足与实现。

嘉靖八年(1529年)明世宗谕内阁，称会典是一代通典，百司之所遵行，后世以之为据(46)。(60)《文献通考》卷167《刑考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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